AI时代的“富足失效”:中国语境中的观念挑战与转型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葛四友在2026方塘论坛“后工作时代”专题讨论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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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在2026方塘论坛“后工作时代”专题讨论上发言,身后的屏幕上显示其演讲主题“AI时代的‘富足失效’:中国语境中的观念挑战与转型”

2026年10月12日

这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葛四友在2026方塘论坛“后工作时代”专题讨论上的发言。他把自己的定位从哲学工作者调整为中学生的家长和当代教育的观察者,提出在物质条件已经大幅改善的今天,许多人的观念仍停留在稀缺时代,由此产生了“富足失效”的现象。他主张,从减法思维转向加法思维,很可能是重新发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法。以下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曾经开玩笑说:“跟上方塘,就是跟上时代。”

我的发言可能和前几位很不一样。我今天更多是从自己的现实经验出发:作为一名中学生的父亲,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同时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的孩子正在准备考研、考大学、选专业。这些经历使我不断思考一个问题。严格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人工智能造成的,只是人工智能的到来使它变得更加突出。

我把这个问题称为:AI时代的“富足失效”。

一、为什么社会越来越富足,人却未必过得更好?

年轻一些的朋友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这种变化。像我这一代人,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时的生活条件与今天完全无法相比。如果从衣食住行等绝对物质条件来看,今天无疑已经是一个相对富足的时代。

但我经常有一种感觉:今天这一代孩子,甚至过去十年、二十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上学和生活的整体质量,未必比我们当年那一代过得又穷又苦的人更好。

这就是我思考的起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人工智能到来以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刚才江小涓老师谈到“后工作时代”,认为现在谈“后工作”可能还比较早。我觉得我和她并没有实质性分歧。无论人工智能最终造成永久性失业,还是像江老师所说,主要形成新旧岗位之间的结构性缺口,总会有一部分人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工作。

因此,我们当然需要考虑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这样的制度安排,需要通过社会分配让所有人分享技术红利。政府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

但我想再往前走一步。即使这些事情都做好了,即使一个人没有工作也能够获得收入,他是否就一定能够生活得好?

我的判断是:未必。

**如果我们的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么即使建立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一个人也未必能够因此获得好的生活。**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二、稀缺时代形成的观念仍在支配富足时代

我曾经学过一点经济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结尾处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大意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还是错误,其力量都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加强大;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很大程度上正是观念。

我今天想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AI时代需要观念转型?

而且,我尤其想把它放在中国语境中讨论。

我经常和朋友说一句话:我出生以来的这五十年,在我个人看来,可能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好的五十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但我想强调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社会长期面对的是高度稀缺的生存环境。至少在我看来,我们过去形成的许多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都是为了适应稀缺时代。

今天的问题在于,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观念未必同步变化。

如果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再处于那种极端稀缺的状态。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没有真正跳出极度稀缺时代形成的观念。于是,观念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一种严重的错配(mismatch)。

我所说的“富足失效”,根源就在这里。

一些发达国家的物质富足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渐进发展,观念也在相对漫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中国的变化则高度集中。如果把真正大规模的物质富足进一步缩短来看,也许就是最近二十多年发生的事情。

因此,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配会更加剧烈。

三、AI带来的不只是失业问题,还有意义问题

这里我想谈一点非常个人的经验。

我使用人工智能比较多,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慢慢地,我发现,它能够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过去80%以上的工作好像都失去了意义。

2022年前后,我与阮航合作翻译的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论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中文版出版。这套书有一百六七十万字。过去很多人对我说:“葛老师,你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你把这么厚的一部书翻译出来了。”

我们当时确实用了很多年。

但现在我发现,如果今天重新做一遍,借助人工智能,也许半年左右就能够完成,而且我觉得,结果肯定会比我过去做得更好。

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我还有一些朋友申请国家课题、写论文,会把材料发给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比较熟悉人工智能,就让我用AI帮助提意见。我当然会加上自己的判断,然后把修改建议发给他们。有朋友看完以后跟我说:“葛老师,我现在都有点觉得人生失去意义了。”

这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即使未来通过再分配解决了收入问题,即使一个人不再因为失业而陷入生存危机,我们仍然要面对:当原来支撑自我价值的工作突然变得不再重要,一个人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人生?

四、三句话:一个来自稀缺时代的观念闭环

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尤其值得关注?

我有一个基本判断:真正深刻影响我们的,未必只是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中的那些文字。我们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来自从小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诗句。一个人只要开始学说话,就会慢慢接受其中蕴含的观念。

我举三句话。在座各位,尤其是我这一代人,应该都非常熟悉。

第一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很多学校都把它作为对联贴在教室里。

第二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未必读过完整的《劝学诗》,但没有听过这两句话的人恐怕很少。它激励我们读书、出人头地。

第三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为什么选择这三句话?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共同构成了传统稀缺社会中一套非常完整的观念闭环。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都被包含在其中。

先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为什么我们当年听到这句话不会觉得有问题?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我高中时候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但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如果不读书,我就要回家干农活。三十五六度甚至更热的时候去割稻子、收稻谷,显然比坐在教室里更累。

所以那个时候父母甚至不需要反复教育你。你自然会觉得,坐在教室里肯定比下地干活舒服。

但如果今天把同一句话直接送给孩子,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病?”“学海无涯”已经够可怕了,后面还要“苦作舟”。这意味着整个学习过程不仅是苦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苦。

今天的孩子从六岁开始读书,到十八岁,十二年时间。他们放学以后并不是去种稻谷、割稻子、挖地。对很多孩子来说,学习本身可能就是生活中最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用稀缺时代的方式要求他们理解教育,怎么会不出现心理问题?

再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里其实隐含着一套非常清楚的价值观。把传统劝学话语放在一起看,读书最终指向的往往是财富、地位以及美色等人生资源。也就是说,教育在告诉人们如何努力的同时,也预设了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追求。

问题在于,**这些目标大多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和相对性。**尤其是权力、地位和社会排名,一个人的上升往往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下降;即使是财富,一旦被理解为比较中的占优位置,也容易进入竞争性的分配逻辑。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类目标很容易形成零和博弈,甚至在过度竞争中滑向负和博弈,而较难形成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正和格局。

第三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通常觉得这句话充满反抗精神,当然它确实有这样的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你接受这句话时,你改变的究竟是什么?你挑战的是“王侯将相有没有种”,却未必挑战“王侯将相”这种等级结构本身。

也就是说,你可能反对的是“为什么他能成为王侯将相,我不能”,却仍然默认人生成功就是成为“王侯将相”。

所以我们还有一句非常熟悉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人上人”从哪里来?它实际上与“王侯将相”的逻辑是相通的。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曾经非常完美地适配于一个稀缺时代。在资源极其有限、很多竞争接近零和的环境中,如果你想过上好日子,甚至只是活下来,最现实的路径就是努力往上走。

问题在于,今天时代已经变化了,我们却仍然在延续同一套观念。

五、为什么越成功的父母可能越焦虑?

我有一个可能很大胆、也可能不完全正确的判断:今天很多家长实际上仍然接受这套观念。

而且,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中上阶层家庭中,可能表现得尤其明显。

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实际上享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流动带来的机会。我们中不少人确实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从原来的生活环境中走出来,获得了更好的职业和生活。尤其当夫妻双方都是通过这条道路上升起来时,他们面对孩子往往会特别焦虑。

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重新掉回自己当年的生活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国际教育还是国内教育,一些家庭投入的资源都非常惊人。越是自己通过教育竞争获得成功的人,越容易把同一套路径继续施加给下一代。

普通家庭又如何体现这种观念?

我觉得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就是所谓“衡中模式”,也就是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高强度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为什么能够被很多人接受,并在许多地方复制?在我看来,背后正是这些与稀缺时代相适配的观念在发挥作用。

我个人对这种模式持非常强烈的批评态度。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反人性的教育模式。我在武汉大学接触过几位有类似教育经历的学生。一些学生告诉我,进入大学以后,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摆脱过去形成的某些模式。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接触到的案例。但它促使我继续追问:为什么我们愿意选择这样的教育?

我的回答仍然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没有真正走出稀缺时代。

六、从“做人上人”到“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我不敢说自己有完整答案。下面这个答案可能有点像“心灵鸡汤”,也有人可能会说是“毒鸡汤”。

我很多年前读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当然可以讨论它的各种问题,但我一直非常喜欢它的结尾。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记得作者最后写到徐霞客。

在我看来,这个结尾真正重要的地方是:此前整部书讲了那么多皇帝、权力、斗争、王侯将相,最后却出现了一个走出这套闭环的人。

徐霞客当然有自己不错的家庭条件,这一点不能忽略。但问题是,历史上有钱人家的孩子很多,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他那样生活。更多人仍然会回到原来的价值闭环中,继续追逐财富、地位和权力。

徐霞客不同。他做的事情,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我觉得,这可能恰恰是今天中国社会非常稀缺的一种观念:如何让一个人,包括如何让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度过一生?尤其当金钱已经不再是最大的约束时,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改了一下:

“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

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如果未来再通过全民基本收入等制度安排解决基本生活问题,那么对大多数人而言,只要你的兴趣爱好不是极端昂贵,也许真的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七、从“减法思维”到“加法思维”

最后,我再补一碗可能有毒的“鸡汤”。

我们现在经常夸一个人是“六边形全能战士”。这背后其实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思维方式。我把它叫作减法思维。

什么叫减法思维?就是在所有评价标准中,只要你有一项不行,你就失败了。你就上不了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学校。换句话说,你的人生不能有短板。

中国高考制度当然有很多优点,比如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公平机制。但它也可能在更广泛的层面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习惯于用减法评价一个人。

你必须是全能型的。

我现在带学生,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心理困扰的年轻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短板。比如我做分析哲学,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不适应这种研究方式。一旦不适应,他们马上觉得自己不行。

我经常对他们说:你们不应该用减法思维定义自己,而应该用加法思维定义自己。

什么叫加法思维?就是只要我在任何一个方面做得还像个样子,我就有理由接受自己。我经常开玩笑说:“六边形全能战士不多,但六边形全能废物其实也不多。”

绝大多数人总有一些事情能够做好,也总有一些事情做不好。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不再因为某一项短板,就把整个人生判定为失败。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减法思维转向加法思维。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以自己的兴趣为起点,在不同方面不断发现能够增加到自己生命中的东西。这样,一个人也许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今天想讲的核心就是这些。AI时代真正的挑战,不只是工作岗位会不会消失,也不只是社会是否能够通过再分配保障每个人的收入。更深层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已经逐渐走出极端稀缺,而我们的观念仍然停留在稀缺时代,我们能不能重新理解教育、成功和人生?

如果不能,那么物质越富足,我们反而可能越焦虑。

而如果能够,也许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不只是工作的危机,也可能是一次重新思考何为好生活的机会。